1919年，弗洛伊德发表《性学三论》14年后，在维也纳分析学会上，他又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——《一个正挨打的小孩》。文章中记录了6个他当时在观察的可能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个案，其中引起广泛争议的是第五个案例，一个名为安娜的小女孩。

羞辱（Humiliation）的英文单词来自拉丁语，意为“地面”，羞辱某人，即意指把某人拉回地面。羞辱是对“骄傲”的贬低，通过心理上的威慑，让一个对象从精神上退化到“服从”的状态。

早在中世纪，羞辱便成了掌权者主张他们权力的一种方式，早在1805年，英国便尝试将失势的权贵放在特制的刑具里，像拉磨一样示众，以对方的羞耻感完全击溃其心理防线；而更早的1495年的天主教里，对于政见不同的反对者，大主教更是公开折磨他们的生殖器以示羞辱。

正因为涉及到权力的标定，“羞辱”自然而然地走入了以“权力交换”为本质的现代“BDSM”里。但这并非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重点。今天我们和1919年的弗洛伊德一样，想弄明白类似挨打这样的羞辱、乃至贬低形成的“羞耻感”，为何没有像中世纪的权贵那样给女儿带来愤怒、焦虑或沮丧，反而成为了女儿的“性快感”？

在《一个挨打的小孩》[2]中，弗洛伊德将女儿的挨打羞辱幻想归结成了三个阶段：

第一个阶段，挨打或被羞辱的并不是自己，通常是兄弟姐妹或同学，自己只是目击者，而打人者可能是家长或者老师，这一阶段的幻想常常被手足及同学竞争所影响，甚至带有施虐的代入感。

第二个阶段，这个幻想产生了决定性的转变，正在被羞辱或挨打的小孩被辨识成为了自己，幻想有了一个受虐的转折。这是幻想的核心，提供了性欲撩起和满足的来源。弗洛伊德在此没有说明为何“被羞辱的对象成了自己，便有了满足的来源”。

但安娜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《挨打幻想与白日梦》里，她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解释：“施虐因罪疚转化为受虐，羞辱在可控时成为快乐。”[3]

除了自己的例子之外，安娜还举了一个自己在执业过程中观察到的案例，一位前来咨询的女性在她的报告里提供了这样的自慰幻想：她穿着尿布，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失禁在内裤里。

这个幻想完美印证了她的解释：羞辱在可控时成为快乐。

无论对小孩或成人而言，一个人的失禁都会是耻辱与羞愧的终极来源。但对小孩子来说，失禁是没法控制的，所以它带来的是苦恼和不适；而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其则是可控的，他们能在幻想中将这种羞辱情欲化，将羞辱的感觉带入自我掌控的范围内。

这也引出了安娜挨打羞辱幻想的第三个阶段，性欲与羞辱的锚定。“我正在被父亲打”对安娜来说是一个可控的羞辱幻想，理论上她可以把它和任何一种情绪欲望锚定，既可以是普通羞辱带来的抑郁、焦虑，也可以是其他任意的东西。

但为何偏偏是性欲？弗洛伊德解释说，是因为安娜的“我正在挨打”的原欲（libido）里便带着性欲，她的挨打幻想本质上是对“想要跟父亲发生禁忌愿望”的惩罚，同时也是对那个愿望的退行性替代品（regressive substitute）。它会被称为退行性的，是因为这个幻想拥有很好的伪装性质，虽然无法真实实现，但可以让安娜逃避社会的追究和父亲的尴尬，在自己幻想的“里世界“里得到替代性的满足。

综上所述，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共同认为，羞辱情欲化的前提是“羞辱——羞耻感”是可控的，而非别人强加给你的，否则带来的便是权力压迫式的贬低；且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将情欲和羞辱绑定在一起，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，比如原欲（libido）就是有关情欲的，并且在表象上令人感到耻辱与羞愧。